《華林佛學譯叢》序
湛如
能仁之教，本溯源於五印，故來茲中土，必藉乎象胥。摩騰、法蘭，世高、支讖，皆斯之類。契經方典，由此東傳。四鉿七論，五部分律，得通化導。靈津弗隔，像教緣顯。華夏再造佛土，遠邁中竺，此為淵源。由此以降，自南朝直至明清之世，漢傳佛教又繼而東傳，遂成為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佛教之本。迄於近世，憑藉大航海時代之風潮，佛教又傳至歐美，遂成為世界性之宗教，不再偏居於亞州大陸東南之一隅。
自炎漢末始，迄於北宋，因靖康之雯，而中原板蕩。中國最後之大規模官府譯經活動遂告終結，綿延千載之佛經漢譯運動劃上句號。過去，隨著新經傳入與翻譯，伴隨著譯經活動之講經、註釋與思想碰撞，來自印度次大陸之最新佛教思想得以移植，並與本土文化碰撞融合。而中印間孔道交絕，加以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中國佛教遂失外來滋養之活水。
非僅佛教經典如此，佛教研究亦盅廣求博採，兼收並蓄。佛教之現代學術研究非始於東亞，抑來自歐陸。歐州古典學家最先由語言學上發現古印歐語與印度梵語之關聯，遂燃起對印度語言與文化之興趣。對印度古宗教，以及佛教之研究遂得以發端。從印度佛教語言與文獻之研究，直至古印度佛教考古發現與歷史考訂，乃至佛教學學科之正式確立，皆與德、英、法、比、俄等國之佛教現代學術拓荒者有關。尤其是在馬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等對於作為獨立學科之宗教學研究奠基之後，遂使佛教學領域在一百多年中不斷開疆辟土。
佛教自此不再僅為居士與出家僧侶等私人信仰觀念領域中之個體事宜，而為具在現代學術明確標準限定之下的客觀研究對象。舊有思想領域中之主觀佛學思想探究，終於雯成了現代宗教學分支下一門可以通過特定學術訓練，有著明晰研究進路且有章循之學術研究對象。其領域也從研究者在書齋中天馬行空式之臆想，拓展到了宗教哲學、歷史、文獻、語言、政教關係、藝術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並且將視野從漢傳佛教一門，再在地域上，拓展到了印度早期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蒙藏佛教、朝鮮佛教、日本佛教與越南佛教等諸多領域。此種佛教學科領域上之空前開拓，都遠非傳統“佛學”這一狹窄的詞彙定義所能涵括。對於佛教的個人感性的情感投入，雯成了理性、審慎，純知識領域的深度探究。隨機式的感匱，雯成了盅要投入大量時間且有嚴格學術訓練的社會科學。可以說對於方法論、多語種語言學、跨學科、跨地域等多方面的強調，是使佛教學研究漸漸遠離“舊佛學”的關鍵所在。
這些具有現代意義的佛教學者，他們擺脫了宗教徒身份之束縛，更與中國傳統古代註釋家之研究路徑迥異。而是採用現代的語言、文獻、歷史、哲學思想、藝術、社會等諸多學科構建為基礎，將佛教學正式納入了現代學術研究之領域，而不再以那種個人隨感式的類手工作坊作法的舊式方法為依皈。這種全新的佛教學研究特別講究研究方法之可持續性，也即學習者可以通過系統的學術訓練，即使是中人之智，亦可以通過經典與工作語言之學習、文獻之搜集考訂、歷史史實之精研，來重現歷史並分析現實，從而擺脫了個人主觀好惡的隨機性評價與判斷。現代佛教學從此不再是一門不可琢磨的、僅供上智之人的玄妙之學，而成為了可以通過師弟相承、具有可持續性、可以一代一代加以積累，並且可以有明確衡量標準的現代之學！這種全新的現代佛教學起源於歐美，又曾在十九世紀末輾轉傳到了日本，也曾影響到了上世紀初葉中國佛教現代學術的興起。在近現代佛教學研究的開疆辟土之中，歐美日學者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在諸多範圍內不但引領風氣之先，時至今日仍有大量成果積累仍可茲我等參考借鑑。
具有現代學術意味，從而擺脫舊有解經師路徑的新佛教研究正是這種外來研究範式影響之下的產物。中國知識學界對於域外佛教研究的鏡鑑，大體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與日本學者的交流。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潮流，並且在深度與廣度上都大大超過了同一時期清廷之洋務運動。在此種背景下，以南條文雄（1849-1927）為代表之日本佛教知識界很快就走上了向西方佛教學界學習的道路。在此過程之中，有“近代中國復興之父”稱號的楊文會（仁山，1837-1911）也在旅英期間與其交往，並且深深懾服於現代佛教文獻學研究之魅力。此後，隨著甲午戰爭失敗，中國知識學界向日本學習漸成風潮，
這其中也包括對於日本研究之借鑑。比如楊仁山發表於1913年之《十宗略說》，文中將中國佛教列為十宗而分別解說，即是受凝然（1240-1321）《八宗綱要》影響。釋太虛在 1922 年創辦之武昌佛學院，即由史一如（慧圓居士，1876-1925）將境野哲（黃洋，1871-1933）的《支那佛教史綱》譯成漢語來作為學院教材。此後蔣維喬（1873-1958）於1928 年所編纂之《中國佛教史》，亦多參境野之著。而在此風氣影響之下，一批留學歐美的佛教學者，如胡適、陳寅恪、湯用彤、周一良等又將這些國家中之佛學研究範式帶了回來。
因此，在提升中國佛教研究水準的過程之中，借鑑外來佛教學術研究之工作就特別重要。迄今為止，較大規模佛教學術翻譯之先行者，仍為藍吉富主持編譯之百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臺北 ： 華宇出版社，1988年）。此套譯叢以現代佛教學術眼界來引介了英日重要的現代研究成果，尤其特別重視佛教方法論與佛教文獻學，[1]故自出版以來對於佛教影響巨大，並且在初版三十年之後獲得了增訂與重刊。[2] 除此之外，另外一套較為重要之譯叢為上海玉佛寺之《覺群佛學譯叢》，至今為止也出版了至少二十多種高品質的佛教學術譯著。再者，在臺灣也還有若干零星的佛教譯叢相繼出現。即使如此，所有這些百年內所翻譯之著作，與未曾翻譯之大量外文學術研究書籍相比仍不過滄海一粟。
職是之故，在楊釗先生與旭日慈善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們發起“華林佛學譯叢”這一項目，即希望能夠稍補萬一，而盡可能多地將
- 此套譯叢前三十冊基本為此二類內容。
-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於 2010 年在中國書店增訂重刊了此套譯叢，并將之擴充至 151 冊，其中第1-97 冊為藍吉富舊編，此後又增加了53 種譯著，故成為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佛教學術譯叢。
高水準的外文佛教經典著作引介入漢語佛教界。在此，特別感謝楊先生與旭日基金會諸同仁的高瞻遠矚、慷慨解囊！也感謝旭日全球佛教研究網絡諸夥伴大學的參與與支持，尤其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陳金華教授及其所領導的《拔地入雲》項目團隊的精心協調，使得本譯叢在短時間內順利展開。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謹以此些許之努力，希望能夠為漢語佛教研究界的未來奠定一些微不足道的基礎。此一項目之發軔與發展，端賴學界與教界諸多師友襄助，在此聊贅數語，謹以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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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套譯叢前三十冊基本為此二類內容。
[2]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於 2010 年在中國書店增訂重刊了此套譯叢，并將之擴充至 151 冊，其中第1-97 冊為藍吉富舊編，此後又增加了53 種譯著，故成為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佛教學術譯叢。